斯巴达式教育(斯巴达是哪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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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详情介绍:

从教育背景、特色、成因、成效,透析军国主义教育对斯巴达的影响

《斯巴达300勇士》剧照

《斯巴达300勇士》是一部改编自漫画大师弗兰克·米勒作品,由扎克·施奈德执导拍摄的战争题材类电影,于2007年上映,并获得MTV电影奖-最佳打斗场面。

影片讲述的是历史上最惨烈的战役之一:波斯希腊温泉关之役。

温泉关地理位置

主线剧情:讲述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斯与亲率的300名精锐斯巴达勇士,与数万波斯军展开血腥的殊死搏斗。最终,这300位勇士全部战死,但同时也让波斯军队在攻破温泉关一战中付出了2万人死伤的惨痛代价。

温泉关战役

战果固然惨烈,但是300人折损对方2W人,战损比高达1:67(美国海湾战争战损比1:333),这在公元前480年(距今2500年)可以说是军事上的一大成就。

下面我将从斯巴达(Sparta)的军国主义教育背景、特色、成因、成效四方面,来全面深入剖析斯巴达勇士英勇善战的深层次原因。

斯巴达军国主义教育背景

首先先来看看那斯巴达教育目标是什么?

那就是培养军国主义的战土

◆在古代著作中,普鲁塔克的《来库古传》是这样记载的:

“他们被迫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服从最严格的纪律,俨如部分巨大机器中的小齿轮。他们的教育几乎仅限于军事训练,辅之以赤身裸体和残酷的鞭答,以锻炼他们的应战的能力”。

普鲁塔克

孩子一出生就要经过长老们的检查,经过检查,可以初步判断一个孩子是否能健康、平安的长大。

从小接受军事化教育

被认为不够健壮的孩子当即会被抛弃或沦为奴隶,被认为有希望成长为强壮战士的婴儿被父母抚养到6岁,等到7岁后便要离开父母开始集体生活,他们与同龄人一同生活,按照以培养合格战士为目的严密计划接受军事化教育。

斯巴达军国主义教育下的战士是怎样的?

《西洋教育通史》

◆雷通群《西洋教育通史》指出其有三个特征:

第一、体格须强健

第二、意志须坚固,富于爱国的热忱,与具有牺牲之决心

第三、须具有遵守纪律,绝对服从国家命令之美德,及军事的实际能力

概括地说,斯巴达军国主义教育就是通过长期而严酷的军事训练,培养每个人成为坚忍不拔的战士和绝对服从的公民。

因此,荣誉、勇敢、坚毅、强壮的体魄、娴熟的军事技艺、对城邦的绝对忠诚、对权威的驯服以及对长者的尊敬等等,就成为每一个公民都应具备的品质。

斯巴达城邦实行军国主义教育的原因

1、从军作战是城邦公民的唯一职业

从斯巴达社会阶层构成来看:少数城邦公民、少数自由民、大多数奴隶

同时斯巴达城邦规定公民不需从事任何生产活动,且不允许私有金银,

斯巴达公民唯一的职责是从军作战,唯一的职业就是当一名战士,一名武装公民。

2、维护城邦的稳定

波斯帝国全盛版图

当时正处在古波斯帝国扩张时期,公元前550年波斯王居鲁士统一波斯全境,开始大规模扩张,在短短的五十年间,除中国以外的所有文明古国,如埃及,巴比伦,腓尼基,巴勒斯坦,亚美尼亚和北印度等都被波斯征服,沦为波斯的行省或附庸。

到希波战争前夕,波斯帝国已经控制了所有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又用武力使希腊周边国家色雷斯和马其顿臣服。

希波战争

在温泉关战役10年前,公元前490年,波斯帝国就对雅典发动过马拉松战役,最终雅典军队以少胜多,暂时挫败了波斯王的雄心。

所以斯巴达永远处于一种战争状态

■斯巴达人为了改治保持稳定,实行了一系列具有浓厚军事色彩的措施,使整个国家成了一个戒备森严的大兵营。

3、国家主义绝对化思想的影响

对于斯巴达人来讲,国家高于一切,他们的最高道德就是只知有国家,而不知有个人、家庭。

如:斯巴达禁止公民的家庭生活。

当时在城邦中,常见的是一个斯巴达男子与妻子有孩子了,却不曾和妻儿在白天见面,因为当时的观念是认为孩子是属于国家的,而不是父母私有的。

这实质上是一种国家利益凌驾于一切个人利益之上。

4、狂热的英雄主义观念的影响

斯巴达人继承了英雄时期英雄们的传统,他们以英勇善战而闻名,拜英誰、鄙视懦弱成为斯巴达人共有观念和情感。

希罗多德

希罗多德曾说:“在希腊人当中,铁该亚人和雅典人都是十分能征善战的好汊,单就勇武而言,拉凯戴孟人在他们所有的人当中却是最突出的的人。

这种狂热的英雄主义观念深入每一个斯巴达人的骨髓中,比如他们对从温泉关战役中逃回来的士兵的鄙视、感到可耻的态度,以及后来逃兵为了证明自己,再次通过上战争最终牺牲来洗刷懦弱的污名等行为都可以直观体现。

斯巴达军国主义教育取得的效果

(1)打造出古希腊最强的陆军军团,军队拥有极强的战斗力,在古希腊几乎是战无不胜的。


(2)通过集体生活和集体主义获得极强的社会凝聚力,但也泯灭了斯巴达人的个性,与整个希腊世界倡导的民主思想产生鲜明对比。


(3)崇尚的尚武轻文文化严重阻碍其它社会文化的发展,导致人文科学方面几乎可以说是处于停滞阶段(无科学家、艺术家、诗人、城市如同村庄、人朴实而土气)

斯巴达人对内和对外政治手段简单粗暴,是成为希腊公敌的原因

这是斯巴达试图让古希腊城邦政体改变成独裁专制统一的国家政体的反应。请看分析:

一、古希腊并不是一个国家,是由许多大大小小的城邦构成

什么是城邦呢?其实就是一个个城市国家,以城市为中心,周围是乡镇。英文“polis”,就是“politics”(政治)的词源,所以从本义讲,政治就是关于城邦的公共事务。中国也有过城邦时代,那是几乎和希腊同时的西周,齐、楚、秦、燕、晋这些都是西周时的城邦国家。

城邦的主要特征是小国寡民,各邦长期独立自治,各邦长期独立自治,关系平等,那么它们的政体也各不相同。城邦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有贵族制、民主制、君主制、寡头制,僭主制等。

上图是古希腊雅典卫城。位于雅典市中心西南部,雄踞150多米高的卫城山丘之巅,是城市的地标和古希腊的象征。卫城始建于公元前580年,Acropolis在希腊语中意为“高处的城邦”,山丘的东、南、北三面都是悬崖绝壁,可谓是一道天然屏障,曾作为坚固的军事要塞,人们一般从西侧主入口进入卫城。

希腊城邦( poleis;city-states of ancient Greece),公元前8~前2世纪古代希腊的城市国家。古希腊多山,地形容易被山脉分割成为小块,不易形成统一的国家,古希腊是一个城邦林立的地区。当时数百个城邦并存,因此许多不同的政治制度都有在此地区获得实践和发展,有些古希腊城邦如斯巴达一样奉行寡头制,将统治权集中在国王手中;有些城邦则如雅典一样实行民主政治;还有一些城邦则是由贵族统治或由少数人控制的议会(councils)进行统治。虽然古希腊所处地域狭小,但其政治制度在广泛的时间上获得了丰富多彩的发展。仅就政体来分古希腊就经历了贵族制、民主制、寡头制和僭主制的演变。尤其突出的是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古代人类对直接民主制度最早的尝试之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代希腊最强大的的城邦中,雅典第一,斯巴达第二。并逐步形成两大联盟。

上图是帕特农神庙。在雅典卫城的古建筑群中心和制高点,傲然耸立着雄伟壮观的帕特农神庙,它是希腊全盛时期建筑与雕刻的主要代表,有“希腊国宝”之称。此外,帕特农神庙还被尊为古希腊与雅典民主制度的象征,是举世闻名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二、古希腊城邦的提洛同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

在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雅典和斯巴达曾经结盟,后来联合打败了波斯帝国(公元前480年)。提洛同盟,即环爱琴海同盟 ,是希波战争中由希腊的自由城市自愿成立的一个同盟,其目的是共同防御波斯人的威胁。而斯巴达也领导其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邻国成立了一个防御同盟,名为伯罗奔尼撒联盟。

1、以雅典为中心的提洛同盟。

希波战争期间,公元前478年以雅典为首的一些希腊城邦结成的军事同盟。因盟址及金库曾设在提洛岛,故称“提洛同盟”,也称“第一次雅典海上同盟”。同盟初期的宗旨是以集体力量解放遭受波斯奴役的希腊城邦和防御波斯再次入侵。最初入盟的主要是小亚细亚和爱琴海诸岛的希腊城邦,后来增至约 200个。入盟各邦可以保持原有的政体,同盟事务由在提洛岛召开的同盟会议决定,按入盟城邦实力大小各出一定数量的舰船、兵员和盟捐。

2、以斯巴达为中心的伯罗奔尼撒同盟。

伯罗奔尼撒同盟是古代希腊以斯巴达为首的组成的军事同盟,当时称为“拉凯达伊蒙人及其同盟者”。公元前6世纪中叶起,斯巴达陆续与伯罗奔尼撒半岛大部分城邦如埃利斯、西居昂、科林斯、迈加拉等城邦订立双边军事同盟条约,约公元前 530年伯罗奔尼撒的大多数城邦参加了同盟。在同盟内部,斯巴达享有召集全体成员国会议的特权,并在战时任盟军统帅。结盟各邦内政独立。全同盟的和战大计在盟国代表会议上由多数票决定,每国一票。只有得到盟国代表会议的同意,斯巴达才有权要求盟国出兵。在没有全同盟一致军事行动时,各邦在和战问题上自主,甚至有与盟邦作战的情况。

三、雅典的民主政治和斯巴达的贵族寡头政治

战争爆发前,两个联盟的同盟者即两派之间的意识形式上相互对立,表现在政治形式上有很大的区别。

当时雅典是民主政治的、进步的、城市的、帝国主义的、文学艺术繁荣发达的城邦国家。斯巴达却是贵族政治的、保守的、农村的、地方性的、文化鄙俗落后的城邦国家。

雅典的民主制度,使公民积极地参政议政,但是,这种民主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之上,占大多人口的奴隶、妇女和外国人没有任何政治权利。

雅典的民主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它仅仅是对公民群体而言,而非公民,例如外邦移民、奴隶和它国公民,都没有享有民主的权利。只是是男性公民的民主。雅典有40万人,其中奴隶20万人,外邦人3,2000人,雅典人只有16,8000人,据估计在这十六万八千人中,成年男子约有四万人左右,可见享有公民权的人只占居民总数的1/10。

雅典的民主政治和斯巴达的贵族寡头政治处于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双方都想把自己的政治制度扩大到其他希腊城邦。雅典支持各邦的民主派,斯巴达支持各邦的贵族派,相互敌对、各不相让。经济上双方为争夺奴隶、原料和商品销售市场,不断发生争端。这也是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伯罗奔尼撒战争

雅典和斯巴达,这两个希腊最强大的城邦都想打败对方,称霸希腊。

雅典成为海上强国以后,一直威胁着斯巴达。它企图控制从东方到西方所有的贸易通路,还想把盛产粮食的西西里岛夺到手。斯巴达也不肯让步,早就把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大多数城邦组成同盟,要和雅典见个高低。

雅典的民主派憎恨斯巴达的军事贵族独裁统治,支持斯巴达国内反抗贵族的势力。斯巴达的贵族讨厌雅典的民主制度,也帮助雅典贵族派进行反对民主派的斗争。这样,两个城邦的冲突越来越厉害,一场争夺希腊霸权的战争终于爆发了。

这场战争从公元前431年开始,到公元前404年结束,打了27年。因为是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首先进攻,这场战争被称为伯罗奔尼撒战争。

几乎所有希腊的城邦参加了这场战争,其战场几乎涉及了整个当时希腊语世界。这场战争从前431年一直持续到前404年,期间双方曾几度停战,最终斯巴达获得胜利。

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了雅典的经典时代,也结束了希腊的民主时代,强烈地改变了希腊的国家。战争给繁荣的古希腊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使得希腊各城邦两败俱伤,导致战后希腊奴隶制城邦的危机,整个希腊开始由盛转衰,从而加速了希腊各城邦的衰亡。

五、在古希腊改变城邦制度成为独裁专制统一的国家体制必然遭到抵制

改变古希腊城邦制度成为独裁专制统一的国家体制的行动,分别发生在雅典和斯巴达的统治力最旺盛的时期,都遭到本联盟甚至是全希腊的抵制,并均以本联盟的瓦解和失败告终。

1、雅典试图改变提洛同盟内部平等的关系,实行独裁专制统治的行动

从公元前5世纪60年代起,雅典逐渐将提洛同盟变为它控制和剥削盟国的工具,实行独裁专制统治,变成事实上的盟主或独裁者。因而史书中亦常称提洛同盟为“雅典霸国”或“雅典帝国”。

公元前454年同盟金库迁至雅典。公元前449年希波战争结束后,盟捐成为雅典强令缴纳并随意用于本国需要的贡款。雅典向盟国派出大批军事殖民者,严厉镇压宣布退盟的城邦,强令盟国的重要案件交雅典审理,规定盟国采用雅典的铸币,支持建立亲雅典的民主政体。

随着时间的推移,雅典逐渐把同盟变成了发展自己利益的海上帝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它动用了同盟国金库的资金,试图把其他同盟国都降至臣属地位,哪一个造反,就以武力镇压之,把它当作被征服国,接管其海军,勒索其贡赋。原先站在雅典一边并免费享受保护的国家,很快便不得不向雅典人纳税。

雅典的手段如此横暴,引起了斯巴达人的疑虑,担心雅典不久就会把其霸权扩张至全希腊。因此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更要求盟国增派援军和任意增加盟捐。斯巴达则利用提洛盟国的不满,支持它们反对雅典,脱离提洛同盟。公元前404年,战败的雅典根据与斯巴达签订的和约,被迫解散提洛同盟。

这就是雅典试图改变建立在城邦国家政体基础上的提洛同盟,转变成专制独裁统一的国家政体,最终导致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也证明了政治体制转型即使是在联盟内部都有很大的难度。

2、斯巴达试图在全希腊推行寡头独裁专制的政体和蛮横统治

伯罗奔尼撒战争,使得斯巴达称霸于全希腊。雅典战败不久,斯巴达就在希腊各城邦中推行寡头政治,试图在全希腊建立独裁专制的政体。斯巴达寡头政治的蛮横统治引起各城邦国的强烈不满。

古希腊各城邦的民主势力遭到迫害,原提洛同盟包括发对雅典暴行的各城邦,对斯巴达产生不满。他们不愿意接受赶在一个独裁者又迎来一位新的独裁者。

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斯巴达拒绝其希腊同盟者分享战争的胜利成果,并在希腊大陆及地中海肆意拓展其势力范围。斯巴达的专横行径在希腊疏远了越来越多的同盟者,愈加引起其同盟者对自己前途、命运的担忧。许多城邦起兵反抗,爆发了科林斯战争,伯罗奔尼撒同盟趋于瓦解。

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87年科林斯战争(Corinthian War),是公元前395年雅典、科林斯、底比斯(又译作忒拜)等城邦联合反对斯巴达的战争。因联盟各邦曾在科林斯召开军事会议,故名。早在《尼西阿斯和约》签订之时忒拜己有反斯巴达的倾向。战后面对斯巴达在中、北希腊—比奥提亚边境的势力扩张,忒拜担忧它会迫使自己解散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得到巩固和发展的比奥提亚联盟。

科林斯战争爆发后,波斯国王乘机干涉希腊事务,先助联盟者取得多次胜利,后又转而帮助斯巴达。公元前387年斯巴达与波斯签订牺牲全希腊利益的“大王和约”,战争在波斯压力下宣告结束。伯罗奔尼撒同盟于公元前 366年解散,斯巴达霸权亦告终止。

这就是斯巴达试图改变建立在城邦国家政体基础上的古希腊,转变成专制独裁统一的国家政体的行动带来的后果,这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斯巴达为何受到了全希腊的抵制的原因。

六、修昔底德、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希腊文Θουκυδίδης 、英文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公元前400/396年),雅典人,古希腊历史学家、文学家和雅典十将军之一,以其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而在西方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录了公元前5世纪前期至公元前411年,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战争。因其严格、标准的证据收集工作,客观的分析因果关系,被称为“历史科学”之父。因在其著作中阐明了国家之间的政治行为与产生的后果建立在恐惧情感与利益基础之上,他也被称为“政治现实主义学派”之父。

“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来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名言,“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章)

修昔底德这位历史学家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

正如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这种挑战多数以战争告终。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成就急剧崛起震惊了陆地霸主斯巴达。双方之间的威胁和反威胁引发伯罗奔尼撒战争,长达30年的战争结束后,两国均遭毁灭。